1 引言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公民的学习能力和信息素养越来越受到重视，“全民阅读”已经成为信息社会的共识。“读书运动”时常有之， 20世纪30年代的“读书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在“民族复兴”话语下兴起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所指出的那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与此相一致，民族复兴思潮也是近代以来最主要的社会思潮之一。民族复兴思想的孕育、萌发和发展是在清末和五四时期。“九一八事变”后，因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刺激，民族复兴思想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民族复兴思潮。20世纪30年代的“读书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由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动而兴起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于1934年，是一个具有浓厚官方背景的文化团体，参加协会的主要成员或骨干分子大多是国民党内的高级知识份子，不少人还是名牌大学的知名教授。中国文化建设协会认为，要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复兴，首先必须实现文化复兴，而要实现文化复兴，便需提高国民的知识和文化水平，而读书则是提高国民知识和文化水平的重要途径。于是他们打着“民族复兴”的旗号，发起了“读书运动”。“读书运动”兴起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响应与支持，各大报刊还开辟“读书经验谈”、“读书座谈”、“读书方法谈”等专栏专刊，邀请一些学者各抒己见，谈他们的读书经验和方法。这对于提高人们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掌握读书的方法，从而多读书、读好书，是有积极意义的，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但到目前为止，为数不多的几篇研究这一运动的文章[1-2]，对这一问题很少涉及。有鉴于此，不揣冒味，拟从读书的意义、读书的兴趣和读书的方法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2 读书的意义
要读书，首先要清楚读书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要读书？读书有什么好处？概括时人的观点，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
2.1 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读书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复兴思想即已萌发。五四时期，民族复兴思想进一步发展。“九·一八”后，受日本侵略所引起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刺激，民族复兴思想开始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成了当时的主流话语，30年代国民党搞的许多运动，如“新生活运动”、“中国文化建设运动”等，都是打着“民族复兴”的旗号进行的，“读书运动”也不例外。既然民族复兴已成为当时的社会思潮与主流话语，所以人们也主要从民族复兴着眼，来谈论读书的意义。比如，蔡槐卿《读书运动与民族复兴》一文指出：中国今日的大患，不在战器的缺乏，而在文盲的充斥；不在物质力的薄弱，而在精神力的幼稚；不在刚毅果敢的人过少，而在不学无术的人太多!“所以我们要尽我们之所能知，同时还要探求他人之所不能知，并且更进一步能有所创造，这才是中国自力更生的康庄大道，其实挽救国运和复兴民族，也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得通!”[3]周凤山的文章题目亦为《读书运动与民族复兴》，他在文中写道：中华民族的衰落固然有种种原因，而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愚”。换言之，就是缺乏知识。所以我们复兴民族，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增进民族的知识，来整理过去，充实现在和创造将来的文化。那么知识从何而来？方法固然不只一种，而最经济的方法，就是“读书”。“我们民族要想立足于世界，则非有知识不可，而想得到充分之知识，则要靠最经济的求知方法‘读书’，可知读书运动与民族复兴有莫大的关系。”[4]刘振东《民族复兴中之读书运动》一文同样强调：在整个国家将要陆沉、整个民族将被消灭的时候，民族复兴运动也同时反应，弥漫于全中国的领域及全民族的胸怀。“数年以来，民族复兴的高潮澎湃浩荡，继长增高，复兴民族的理论与方法，前起后继，而读书求知，也是国人所认为充实国力及复兴民族的一个根本要着。”[5]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以“读书运动与民族复兴”为题或近似于此意思题目的文章，大约有二、三十篇之多，尽管这些文章的内容各不相同，观点也有差异，但从其标题便可以看出，它们一致认为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读书。
2.2 要救亡图存，就必须读书
20世纪30年代是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年代。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没有遇到抵抗便占领了整个东北。正因为国民党实行“攘外先必安内”的基本国策，集中全国军力、财力和人力对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则采取不抵抗主义，这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继“九一八事变”后，又先后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和“华北事变”，企图独占华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人们就很自然地将读书与救亡图存联系了起来。笔名叫“裕”的作者指出：中国目前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是“中国科学落后，武力落后，乃至生产落后”造成的；而造成“目前中国科学落后，武力落后，乃至生产落后”的根本原因，“实由于（中国人）知识落后”； 造成中国人“知识之所以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其日常生活中缺乏之一部分读书求知生活”。由于日常生活中“读书求知之生活”的缺乏，中国人将时间“消磨于赌赙，消磨于游荡”，结果造成“风俗日偷，环境益坏”；而“风俗日偷，环境益坏，又转足以影响其精神，影响其事业。中国目前之大患，即在于此。”所以，我们要挽救目前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就必须着力培养中国人的“读书求知之习惯”[6]。叶萃珠的文章的题目就叫作《读书运动与救国》，她在文中写道：现在中国的国势，是危弱到万分了，也是危弱到极点了。侵略我们的敌人随时随地可以置我们于死地，列强们也正等待着机会来瓜分我们的国土。所以“我们要切实地觉悟到现在所处地位的危险，要切实地明瞭现在世界上的大势，切实地准备反抗敌人的侵略，可是要具备这些能力，非提高一般国民的知识不可”。 而要“提高一般国民的知识”，就必须读书。“中国目前识字的国民的人数太少”，占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就是大都市上海，识字的人也占不到五分之四”。由于识字的人数少，国民的知识也就日渐浅陋，“这是国家弱衰的最大原因”[7]。陈敬中指出， “我们民族之所以不能雄飞于世界，甚且连生存都受着很大的威肋，不读书不求知，实是一个最大的原因”[8]。
2.3 要增进个人的知识和修养，就必须读书
如果说要实现民族复兴和救亡图存，就必须读书，这是从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出发来认识读书的重要意义，那么要增进个人的知识和修养，就必须读书，这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来认识读书之意义的。马宗荣强调：我们读一本有益的书籍，于不知不觉之间，我们的精神会被它淘冶，我们的品性会因它净化，我们的见识会被它扩大，我们的才能会因它而增加。有了健全的品性，有了健全的学问，才能够在社会上真实地做一番事业，才算得上努力复兴民族的一个中坚分子[9]。唐守谦在《为什么要读书与怎样读书》一文中写道：书既然是人类生活历程的经验记录，读书就是要把祖先多年的生活经验用最短的时间接受过来，我们要增加适应环境的能力，一方面固然要靠我们自己的思想经验，一方面还要靠祖先的智慧经验才行。我们的祖先把他们的智慧经验、把他们的思想、观念、艺术，通过著书立说，传给我们，我们要接受他们的知识、思想、观念、艺术、经验等等，就非读书不可。读书不仅能够增进人的知识。同时还能提升人的修养。一个人应该有键康的身体，坚强的意志，光明的态度，优美的品性。这种种综合起来便是高尚的人格。高尚的人格是由修养得来的，而修养的提升则离不开读书。因为“我们读圣贤哲人的言论，我们读伟大人物的传记，我们自然可受其剌激，得其启示，受其影响”[10]。
除了从民族复兴、救亡图存以及增进个人的知识和修养方面说明为什么要读书，亦即读书的意义外，还有一些参与读书问题讨论的学者还从读书有利于文化建设、读书有利于个人职业等方面对为什么要读书进行了说明。由于篇幅的关系此不展开。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学术界在讨论读书的意义时特别强调增进个人的知识和修养与实现民族复兴、救亡图存之目的的一致性。用陈敬中的话说：“从个人的小范围说，有良好的读书习惯，可增进个人的知识，提高个人的人格与对人生的了解，而得充分地发扬生存的意义；放大一点讲，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若其人民都有高尚的知识，则文化必能日见昌盛，此民族国家，其斗争力即生存力亦必更形强大。”[8]
3 读书的兴趣
做什么事都要有兴趣。读书也是一样。张素民在《我的读书经验谈》一文中写道：凡爱读书的人，感觉读书是无比快乐的事，而不爱读书的人，则感觉读书是一件苦差事。人们在读书问题上的感觉之所以如此不同，其原因就在于对读书兴趣的有无。做任何事情，兴趣都非常重要。爱赌的人，之所以爱赌，就在于对赌有兴趣，以赌为乐事。不爱赌的人，之所以不爱赌，就在于对赌无兴趣，以赌为痛苦。所以，兴趣的有无对读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11]。刘真如同样强调了兴趣对于读书的重要意义。他在《我读书的方法》中开篇明义便指出：我觉得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该养成一种特殊的兴趣，当这种特殊的兴趣成为一种习惯后，便就有了收获的希望。读书也是如此。最重要的也是兴趣的养成，亦即“把书变成了精神的食粮，当作了生活的娱乐，然后才能说是真读书”[12]。茹春圃批评那种“不把读书当作和吃饭睡觉”一样“普通平常的行为”的观念“是不对的，不合于读书的条件”，存在这样念头的人去读书，也不会得到读书的益处和乐趣。实际上，古今中外，“凡是在学术上有点把握的人，他都是把读书当作是和他生理上必须服用的营养品是一样的需要，他一定像吃食嗜好那样成了读书的瘾，没有一个在学术上较有把握的人，是可以把读书当作是特殊的职务，或较难的职务，能够得到他的成功的方法。”而要“把读书当作是和他生理上必须服用的营养品是一样的需要”，首先便要有读书的兴趣[13]。
兴趣的有无对读书是如此的重要，那么，怎样才能培养人们的读书的兴趣呢？张素民认为，要培养读书的兴趣，首先你要了解书的内容。“你读一页书，根本不懂，自然无兴趣”。而要了解书的内容，则须从两方面下手：“一从文字方面下手，一从内容方面下手”。所谓“从文字方面下手”，就是要认得和懂得书里的文字及其意思；而“从内容方面下手”，也就是要知道一本书所要表达的思想。其次，要养成读书的习惯，坚持每日都能读一、二个小时的书，久而久之，就会有不读书就感觉不舒服，就好像抽烟的人不抽烟就感觉不舒服一样，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读书的习惯也就养成了。“读书既能瞭解，又成了习惯，则兴趣自然增加。”而且这种兴趣是“累积的”，即“因有兴趣而读书，因读书更而有兴趣”，换言之，“读书愈多，兴趣也愈多”[11]。根据艾毓英的读书经验，读书兴趣的培养，贵在“力行”和坚持。他在《个人的读书经验》中写道：如果人们对于读书，“能够下番决心，持之以毅力，今日如是，明日亦如是，今年如是，明年亦如是”，积年累月，读书的习惯和兴趣也就不难形成[14]。
王云五认为，带着问题去读书或从事研究，有利于读书兴趣的养成。他在《读书的方法》中写道：如何能鼓起读书的兴趣和养成将来不断读书的习惯呢？我以为最好不过是一开始便选定一个中心问题，写一本有系统的书稿，或是一篇有系统的论文，这种书稿或论文，并不是要印刷发表，而是作为培养自己的读书兴趣的一种方法。从前读书人主张做读书札记，这固然有助于记忆和练习写作，但对读书习惯和兴趣的形成则没有多大帮助，因为读书“札记性质是杂乱的，其组织是散漫的”。而择定一个中心题目，写篇有系统的论文，就迫使你去系统地阅读有关的图书杂志，去搜集有关的材料，如果搜集到了，你就会像披沙掏金一样，快乐无比；如果搜集不到，你会如饥似渴地继续去阅读，去搜集下去，久而久之，你也就有了读书的习惯和兴趣[15]。
4 读书的方法
读书仅有兴趣还不够，还须有方法。因为兴趣只能使你喜欢读书，而不能保证你读书能有最大的收获，保证你读书能有最大收获的是方法。沈味荔在《从读书运动谈到读书艺术》一文中一再强调：“读书如果不懂方法，则事倍功半，一定得不到什么益处。”[16]所以我们在培养读书兴趣的同时，更要注意读书方法的培养和训练。
读书有那些方法呢？由于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从事职业、可供读书的时间等等不一样，参与读书经验谈的学者们所介绍的读书方法也不完全相同，但在不完全相同之中，又有一些相同之处。张素民认为，读书首先是要懂得“书本的选择”，也就是所谓的“目录之学”，你读某一门学科的书，或作某一门学科的研究，应对这一门学科的重要书籍有所了解，应知道某几种书足以代表了某一学派的学说，某人的某种书是某人学说的代表，例如，欲知古典经济学，就应必读亚当·斯密的《原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及租税原理》、穆勒的《政治经济原理》这三部书。除“书本的选择外”，读书的另一方法是对不同的书要有不同的读法。因为“天下的书太多”，尽管你对书进行了选择，但要读的数量还是不少，所以要对书进行区分，有的要精读（如初学所用的教材、必读的名著或代表作），甚至要读多遍，有的抽读其中的一、二章（如普通的参考书），有的翻翻即可（如与你关心或研究的问题关系不大的书）。总之，张素民强调，读书一定要有所选择，“那些死读书的人，大都不知道选择，结果事倍功半”[11]。董修甲同样强调了选择读书法的重要性。他从自己的经验中所总结出的读书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要确定自己的读书目标，也就是你想从读书中获得什么知识？或想从书本中进行什么研究？“目标既立，则趋向可定，知识需与不需，学问宜与不宜，均有把握，而后择其我所需之知识之书，与宜与我之学问之书，尽量收集，而逐渐读之，分别研究。”二是对所选择之书，要分为熟读与粗读二类，“凡同一类之书藉，有特殊之名著，书中所论，可以代表同类书之一切知识与学问者，吾人应熟读之，切实探讨其精义。凡书中一字一句，以及一段一章，均需详加研究，分别解释，使一书之精华，完全了解”，成为自己的知识。对于其他有“部分之特长”的书籍，则宜“采用粗读之法”，读后有所了解即可[17]。唐守谦也认为读书重要紧的方法，就是“要选择所读的书”，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了“选择所读的书”的几条标准：一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兴趣？二是不是适合自己的需要？三是不是适合自己的能力？因为不适合自己兴趣的书，读起来不易有心得；不适合自己需要的书，读起来没有什么用处；不适合自己能力的书，读起来或太肤浅无味，或太艰深难解。所以，在读书之前，“先要以这几个问题来选择”[9]。杨开道所写的《谈读书与读书运动》一文，其中一个标题就是“读书要有选择”，他主张每过一段时间，即组织召开一个与出版商无关系的学者参加的评书会，由参加评书会的学者们“互相讨论，互相研究，共同推选出若干值得阅读的书籍，并且推出人来把各书共同评语，作者的历史、性格、作品，加以简单地叙述，以作读书最后选择的指南针”[18]。
蔡元培则正话反说，总结出他自十多岁以来到现在为止，数十年来“除大病或特别原因外，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的”，然而却“没有什么成就”的原因，就在于“读书不得法”。他“读书不得法”的表现之一，是“不能专心”。早年读旧书时，除考据词章外，“以一物不知为耻”，什么书都读，包括算学、医学等书，但都没有读通，因此想编一部“说文声素义证”，又想编一本“公羊春秋大义”，都没有成书。后来留学德国，兴趣仍然广泛，哲学史、文学史、文明史、心理学、美术、美学史、民族学的课都听，书都读，后来虽有所收缩，重点在美术与美术史，兼之民族学，但对其他门类的书还是不忍割爱，结果是想译一部美学的书、想编一本比较民族学的书，也都没有实现。他“读书不得法”的表现之二，是“不能勤笔”。他读书时不喜欢做笔记，把书中一些重要的材料摘抄下来，也不喜欢写写划划，在书中做“特别的记号”或眉批。不像胡适，出差读书时，“见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铅笔作记号”，回家后再摘抄到本子上，所以胡适能成为学问大家，而自己则“懒得动笔，所以没有成就。”他希望青年人能吸取自己的教训，读书“第一能专心，第二能勤笔”[19]。
5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读书，光靠勤奋，未必一定奏效，还有个“读书方法”的问题，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更要强调读书方法与读书的兴趣，要“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自觉养成读书学习的习惯，真正使读书学习成为工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0]。 1935年的《职业月刊》第2期发表过一篇题为《读书运动》的“评论”，指出：真正的“读书运动”，是应该和社会性的实践打成一片，读书不是为享乐，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为实践而读书”，也只有实践，可以印证书本上的知识，正确书本上的知识！最好的、最有效的读书方法，是和实践联系起来，“投身于革命的阵营”，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而决不是“苦苦地思索”，在书斋里“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不关心时局和政治。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起的所谓“读书运动”，企图将青年从“十字街头”拉入“象牙之塔”，去“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不但不能“救国”，不能复兴中华民族，“而且是摧残民族生机的软桎梏”[21]。
教育专家朱永新认为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它的阅读水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共同阅读决定着它的精神力量，而精神力量对于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起着关键的培育作用[22]。 20世纪30年代“民族复兴”话语下兴起的“读书运动”，由于脱离了救亡与民主的时代主题，因此尽管场面搞得热热烈烈，又是全国宣传，又是折扣卖书，又是举办各种读书竞赛，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广大青年尤其是大学生们并没有像主办者——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领导人所希望的那样埋首于书斋之中，安心于读书与学问，民族复兴更没有因读书运动而有所推进。但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对读书于提高人们素质之意义的宣传，一大批学者名流对自己的读书经验和方法的介绍，对于提高人们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掌握读书的方法，多读好书佳作，沉浸于名著经典，切实开展全民阅读工作，创建一个书香社会仍深具启迪。
（来稿时间：2017年2月）
1 引言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公民的学习能力和信息素养越来越受到重视，“全民阅读”已经成为信息社会的共识。“读书运动”时常有之， 20世纪30年代的“读书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在“民族复兴”话语下兴起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所指出的那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与此相一致，民族复兴思潮也是近代以来最主要的社会思潮之一。民族复兴思想的孕育、萌发和发展是在清末和五四时期。“九一八事变”后，因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刺激，民族复兴思想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民族复兴思潮。20世纪30年代的“读书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由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动而兴起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于1934年，是一个具有浓厚官方背景的文化团体，参加协会的主要成员或骨干分子大多是国民党内的高级知识份子，不少人还是名牌大学的知名教授。中国文化建设协会认为，要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复兴，首先必须实现文化复兴，而要实现文化复兴，便需提高国民的知识和文化水平，而读书则是提高国民知识和文化水平的重要途径。于是他们打着“民族复兴”的旗号，发起了“读书运动”。“读书运动”兴起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响应与支持，各大报刊还开辟“读书经验谈”、“读书座谈”、“读书方法谈”等专栏专刊，邀请一些学者各抒己见，谈他们的读书经验和方法。这对于提高人们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掌握读书的方法，从而多读书、读好书，是有积极意义的，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但到目前为止，为数不多的几篇研究这一运动的文章[1-2]，对这一问题很少涉及。有鉴于此，不揣冒味，拟从读书的意义、读书的兴趣和读书的方法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2 读书的意义
要读书，首先要清楚读书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要读书？读书有什么好处？概括时人的观点，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
2.1 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读书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复兴思想即已萌发。五四时期，民族复兴思想进一步发展。“九·一八”后，受日本侵略所引起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刺激，民族复兴思想开始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成了当时的主流话语，30年代国民党搞的许多运动，如“新生活运动”、“中国文化建设运动”等，都是打着“民族复兴”的旗号进行的，“读书运动”也不例外。既然民族复兴已成为当时的社会思潮与主流话语，所以人们也主要从民族复兴着眼，来谈论读书的意义。比如，蔡槐卿《读书运动与民族复兴》一文指出：中国今日的大患，不在战器的缺乏，而在文盲的充斥；不在物质力的薄弱，而在精神力的幼稚；不在刚毅果敢的人过少，而在不学无术的人太多!“所以我们要尽我们之所能知，同时还要探求他人之所不能知，并且更进一步能有所创造，这才是中国自力更生的康庄大道，其实挽救国运和复兴民族，也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得通!”[3]周凤山的文章题目亦为《读书运动与民族复兴》，他在文中写道：中华民族的衰落固然有种种原因，而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愚”。换言之，就是缺乏知识。所以我们复兴民族，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增进民族的知识，来整理过去，充实现在和创造将来的文化。那么知识从何而来？方法固然不只一种，而最经济的方法，就是“读书”。“我们民族要想立足于世界，则非有知识不可，而想得到充分之知识，则要靠最经济的求知方法‘读书’，可知读书运动与民族复兴有莫大的关系。”[4]刘振东《民族复兴中之读书运动》一文同样强调：在整个国家将要陆沉、整个民族将被消灭的时候，民族复兴运动也同时反应，弥漫于全中国的领域及全民族的胸怀。“数年以来，民族复兴的高潮澎湃浩荡，继长增高，复兴民族的理论与方法，前起后继，而读书求知，也是国人所认为充实国力及复兴民族的一个根本要着。”[5]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以“读书运动与民族复兴”为题或近似于此意思题目的文章，大约有二、三十篇之多，尽管这些文章的内容各不相同，观点也有差异，但从其标题便可以看出，它们一致认为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读书。
2.2 要救亡图存，就必须读书
20世纪30年代是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年代。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没有遇到抵抗便占领了整个东北。正因为国民党实行“攘外先必安内”的基本国策，集中全国军力、财力和人力对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则采取不抵抗主义，这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继“九一八事变”后，又先后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和“华北事变”，企图独占华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人们就很自然地将读书与救亡图存联系了起来。笔名叫“裕”的作者指出：中国目前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是“中国科学落后，武力落后，乃至生产落后”造成的；而造成“目前中国科学落后，武力落后，乃至生产落后”的根本原因，“实由于（中国人）知识落后”； 造成中国人“知识之所以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其日常生活中缺乏之一部分读书求知生活”。由于日常生活中“读书求知之生活”的缺乏，中国人将时间“消磨于赌赙，消磨于游荡”，结果造成“风俗日偷，环境益坏”；而“风俗日偷，环境益坏，又转足以影响其精神，影响其事业。中国目前之大患，即在于此。”所以，我们要挽救目前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就必须着力培养中国人的“读书求知之习惯”[6]。叶萃珠的文章的题目就叫作《读书运动与救国》，她在文中写道：现在中国的国势，是危弱到万分了，也是危弱到极点了。侵略我们的敌人随时随地可以置我们于死地，列强们也正等待着机会来瓜分我们的国土。所以“我们要切实地觉悟到现在所处地位的危险，要切实地明瞭现在世界上的大势，切实地准备反抗敌人的侵略，可是要具备这些能力，非提高一般国民的知识不可”。 而要“提高一般国民的知识”，就必须读书。“中国目前识字的国民的人数太少”，占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就是大都市上海，识字的人也占不到五分之四”。由于识字的人数少，国民的知识也就日渐浅陋，“这是国家弱衰的最大原因”[7]。陈敬中指出， “我们民族之所以不能雄飞于世界，甚且连生存都受着很大的威肋，不读书不求知，实是一个最大的原因”[8]。
2.3 要增进个人的知识和修养，就必须读书
如果说要实现民族复兴和救亡图存，就必须读书，这是从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出发来认识读书的重要意义，那么要增进个人的知识和修养，就必须读书，这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来认识读书之意义的。马宗荣强调：我们读一本有益的书籍，于不知不觉之间，我们的精神会被它淘冶，我们的品性会因它净化，我们的见识会被它扩大，我们的才能会因它而增加。有了健全的品性，有了健全的学问，才能够在社会上真实地做一番事业，才算得上努力复兴民族的一个中坚分子[9]。唐守谦在《为什么要读书与怎样读书》一文中写道：书既然是人类生活历程的经验记录，读书就是要把祖先多年的生活经验用最短的时间接受过来，我们要增加适应环境的能力，一方面固然要靠我们自己的思想经验，一方面还要靠祖先的智慧经验才行。我们的祖先把他们的智慧经验、把他们的思想、观念、艺术，通过著书立说，传给我们，我们要接受他们的知识、思想、观念、艺术、经验等等，就非读书不可。读书不仅能够增进人的知识。同时还能提升人的修养。一个人应该有键康的身体，坚强的意志，光明的态度，优美的品性。这种种综合起来便是高尚的人格。高尚的人格是由修养得来的，而修养的提升则离不开读书。因为“我们读圣贤哲人的言论，我们读伟大人物的传记，我们自然可受其剌激，得其启示，受其影响”[10]。
除了从民族复兴、救亡图存以及增进个人的知识和修养方面说明为什么要读书，亦即读书的意义外，还有一些参与读书问题讨论的学者还从读书有利于文化建设、读书有利于个人职业等方面对为什么要读书进行了说明。由于篇幅的关系此不展开。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学术界在讨论读书的意义时特别强调增进个人的知识和修养与实现民族复兴、救亡图存之目的的一致性。用陈敬中的话说：“从个人的小范围说，有良好的读书习惯，可增进个人的知识，提高个人的人格与对人生的了解，而得充分地发扬生存的意义；放大一点讲，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若其人民都有高尚的知识，则文化必能日见昌盛，此民族国家，其斗争力即生存力亦必更形强大。”[8]
3 读书的兴趣
做什么事都要有兴趣。读书也是一样。张素民在《我的读书经验谈》一文中写道：凡爱读书的人，感觉读书是无比快乐的事，而不爱读书的人，则感觉读书是一件苦差事。人们在读书问题上的感觉之所以如此不同，其原因就在于对读书兴趣的有无。做任何事情，兴趣都非常重要。爱赌的人，之所以爱赌，就在于对赌有兴趣，以赌为乐事。不爱赌的人，之所以不爱赌，就在于对赌无兴趣，以赌为痛苦。所以，兴趣的有无对读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11]。刘真如同样强调了兴趣对于读书的重要意义。他在《我读书的方法》中开篇明义便指出：我觉得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该养成一种特殊的兴趣，当这种特殊的兴趣成为一种习惯后，便就有了收获的希望。读书也是如此。最重要的也是兴趣的养成，亦即“把书变成了精神的食粮，当作了生活的娱乐，然后才能说是真读书”[12]。茹春圃批评那种“不把读书当作和吃饭睡觉”一样“普通平常的行为”的观念“是不对的，不合于读书的条件”，存在这样念头的人去读书，也不会得到读书的益处和乐趣。实际上，古今中外，“凡是在学术上有点把握的人，他都是把读书当作是和他生理上必须服用的营养品是一样的需要，他一定像吃食嗜好那样成了读书的瘾，没有一个在学术上较有把握的人，是可以把读书当作是特殊的职务，或较难的职务，能够得到他的成功的方法。”而要“把读书当作是和他生理上必须服用的营养品是一样的需要”，首先便要有读书的兴趣[13]。
兴趣的有无对读书是如此的重要，那么，怎样才能培养人们的读书的兴趣呢？张素民认为，要培养读书的兴趣，首先你要了解书的内容。“你读一页书，根本不懂，自然无兴趣”。而要了解书的内容，则须从两方面下手：“一从文字方面下手，一从内容方面下手”。所谓“从文字方面下手”，就是要认得和懂得书里的文字及其意思；而“从内容方面下手”，也就是要知道一本书所要表达的思想。其次，要养成读书的习惯，坚持每日都能读一、二个小时的书，久而久之，就会有不读书就感觉不舒服，就好像抽烟的人不抽烟就感觉不舒服一样，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读书的习惯也就养成了。“读书既能瞭解，又成了习惯，则兴趣自然增加。”而且这种兴趣是“累积的”，即“因有兴趣而读书，因读书更而有兴趣”，换言之，“读书愈多，兴趣也愈多”[11]。根据艾毓英的读书经验，读书兴趣的培养，贵在“力行”和坚持。他在《个人的读书经验》中写道：如果人们对于读书，“能够下番决心，持之以毅力，今日如是，明日亦如是，今年如是，明年亦如是”，积年累月，读书的习惯和兴趣也就不难形成[14]。
王云五认为，带着问题去读书或从事研究，有利于读书兴趣的养成。他在《读书的方法》中写道：如何能鼓起读书的兴趣和养成将来不断读书的习惯呢？我以为最好不过是一开始便选定一个中心问题，写一本有系统的书稿，或是一篇有系统的论文，这种书稿或论文，并不是要印刷发表，而是作为培养自己的读书兴趣的一种方法。从前读书人主张做读书札记，这固然有助于记忆和练习写作，但对读书习惯和兴趣的形成则没有多大帮助，因为读书“札记性质是杂乱的，其组织是散漫的”。而择定一个中心题目，写篇有系统的论文，就迫使你去系统地阅读有关的图书杂志，去搜集有关的材料，如果搜集到了，你就会像披沙掏金一样，快乐无比；如果搜集不到，你会如饥似渴地继续去阅读，去搜集下去，久而久之，你也就有了读书的习惯和兴趣[15]。
4 读书的方法
读书仅有兴趣还不够，还须有方法。因为兴趣只能使你喜欢读书，而不能保证你读书能有最大的收获，保证你读书能有最大收获的是方法。沈味荔在《从读书运动谈到读书艺术》一文中一再强调：“读书如果不懂方法，则事倍功半，一定得不到什么益处。”[16]所以我们在培养读书兴趣的同时，更要注意读书方法的培养和训练。
读书有那些方法呢？由于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从事职业、可供读书的时间等等不一样，参与读书经验谈的学者们所介绍的读书方法也不完全相同，但在不完全相同之中，又有一些相同之处。张素民认为，读书首先是要懂得“书本的选择”，也就是所谓的“目录之学”，你读某一门学科的书，或作某一门学科的研究，应对这一门学科的重要书籍有所了解，应知道某几种书足以代表了某一学派的学说，某人的某种书是某人学说的代表，例如，欲知古典经济学，就应必读亚当·斯密的《原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及租税原理》、穆勒的《政治经济原理》这三部书。除“书本的选择外”，读书的另一方法是对不同的书要有不同的读法。因为“天下的书太多”，尽管你对书进行了选择，但要读的数量还是不少，所以要对书进行区分，有的要精读（如初学所用的教材、必读的名著或代表作），甚至要读多遍，有的抽读其中的一、二章（如普通的参考书），有的翻翻即可（如与你关心或研究的问题关系不大的书）。总之，张素民强调，读书一定要有所选择，“那些死读书的人，大都不知道选择，结果事倍功半”[11]。董修甲同样强调了选择读书法的重要性。他从自己的经验中所总结出的读书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要确定自己的读书目标，也就是你想从读书中获得什么知识？或想从书本中进行什么研究？“目标既立，则趋向可定，知识需与不需，学问宜与不宜，均有把握，而后择其我所需之知识之书，与宜与我之学问之书，尽量收集，而逐渐读之，分别研究。”二是对所选择之书，要分为熟读与粗读二类，“凡同一类之书藉，有特殊之名著，书中所论，可以代表同类书之一切知识与学问者，吾人应熟读之，切实探讨其精义。凡书中一字一句，以及一段一章，均需详加研究，分别解释，使一书之精华，完全了解”，成为自己的知识。对于其他有“部分之特长”的书籍，则宜“采用粗读之法”，读后有所了解即可[17]。唐守谦也认为读书重要紧的方法，就是“要选择所读的书”，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了“选择所读的书”的几条标准：一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兴趣？二是不是适合自己的需要？三是不是适合自己的能力？因为不适合自己兴趣的书，读起来不易有心得；不适合自己需要的书，读起来没有什么用处；不适合自己能力的书，读起来或太肤浅无味，或太艰深难解。所以，在读书之前，“先要以这几个问题来选择”[9]。杨开道所写的《谈读书与读书运动》一文，其中一个标题就是“读书要有选择”，他主张每过一段时间，即组织召开一个与出版商无关系的学者参加的评书会，由参加评书会的学者们“互相讨论，互相研究，共同推选出若干值得阅读的书籍，并且推出人来把各书共同评语，作者的历史、性格、作品，加以简单地叙述，以作读书最后选择的指南针”[18]。
蔡元培则正话反说，总结出他自十多岁以来到现在为止，数十年来“除大病或特别原因外，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的”，然而却“没有什么成就”的原因，就在于“读书不得法”。他“读书不得法”的表现之一，是“不能专心”。早年读旧书时，除考据词章外，“以一物不知为耻”，什么书都读，包括算学、医学等书，但都没有读通，因此想编一部“说文声素义证”，又想编一本“公羊春秋大义”，都没有成书。后来留学德国，兴趣仍然广泛，哲学史、文学史、文明史、心理学、美术、美学史、民族学的课都听，书都读，后来虽有所收缩，重点在美术与美术史，兼之民族学，但对其他门类的书还是不忍割爱，结果是想译一部美学的书、想编一本比较民族学的书，也都没有实现。他“读书不得法”的表现之二，是“不能勤笔”。他读书时不喜欢做笔记，把书中一些重要的材料摘抄下来，也不喜欢写写划划，在书中做“特别的记号”或眉批。不像胡适，出差读书时，“见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铅笔作记号”，回家后再摘抄到本子上，所以胡适能成为学问大家，而自己则“懒得动笔，所以没有成就。”他希望青年人能吸取自己的教训，读书“第一能专心，第二能勤笔”[19]。
5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读书，光靠勤奋，未必一定奏效，还有个“读书方法”的问题，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更要强调读书方法与读书的兴趣，要“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自觉养成读书学习的习惯，真正使读书学习成为工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0]。 1935年的《职业月刊》第2期发表过一篇题为《读书运动》的“评论”，指出：真正的“读书运动”，是应该和社会性的实践打成一片，读书不是为享乐，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为实践而读书”，也只有实践，可以印证书本上的知识，正确书本上的知识！最好的、最有效的读书方法，是和实践联系起来，“投身于革命的阵营”，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而决不是“苦苦地思索”，在书斋里“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不关心时局和政治。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起的所谓“读书运动”，企图将青年从“十字街头”拉入“象牙之塔”，去“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不但不能“救国”，不能复兴中华民族，“而且是摧残民族生机的软桎梏”[21]。
教育专家朱永新认为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它的阅读水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共同阅读决定着它的精神力量，而精神力量对于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起着关键的培育作用[22]。 20世纪30年代“民族复兴”话语下兴起的“读书运动”，由于脱离了救亡与民主的时代主题，因此尽管场面搞得热热烈烈，又是全国宣传，又是折扣卖书，又是举办各种读书竞赛，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广大青年尤其是大学生们并没有像主办者——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领导人所希望的那样埋首于书斋之中，安心于读书与学问，民族复兴更没有因读书运动而有所推进。但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对读书于提高人们素质之意义的宣传，一大批学者名流对自己的读书经验和方法的介绍，对于提高人们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掌握读书的方法，多读好书佳作，沉浸于名著经典，切实开展全民阅读工作，创建一个书香社会仍深具启迪。
（来稿时间：2017年2月）
文章来源：世纪 网址: http://shiji.400nongye.com/lunwen/itemid-2909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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